碳普惠：人人皆可为人人皆愿为

  随着城镇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城镇和乡村居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人均碳排放水平呈快速增长态势，城市小微企业和城镇和乡村居民生活、消费领域已然成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领域。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生产、生活和消费中寻找绿色发展的机遇、动力。

  近年来，为了激活公众节能减排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实现“人人皆可为，人人皆愿为”，“碳普惠”伴随“互联网+”浪潮应运而生。

  “碳普惠”是一项创新性自愿减排机制。它巧妙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碳金融”的方式，通过构建一套公民碳减排“可记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的机制，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从而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加入全民减排行动。

  在“碳普惠”的机制设计中，生态文明教育元素无处不在。以“低碳星球”小程序为例，它在九大主题星球中，以3D建模风格和养成系玩法吸引客户，与乘车码、地图平台打通，鼓励用户选择公交车、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来进行减碳、获取个人积分。同时，每个主题的“低碳星球”里还设置了彩蛋，用户可在打卡低碳趣味知识中提升低碳意识。

  “低碳星球”通过多重激励，引导人们更多地践行低碳环保，最终将其减排量集腋成裘，并参与碳交易市场核证减排交易，对其权益做核算和兑现，切实体现了节能减排“人人有责、人人有利、人人有权”。

  从“碳普惠”可以窥见，以互联网为纽带的信息技术与生态文明教育深层次地融合，带来的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还有望推动生态文明教育发生突破性改变。

  传统教育模式以课堂、校园为边界，分为在校的正规教育和学历教育之外的非正规教育。智能时代学校和教育学习管理机关不再是封闭的社会单元，而是利用互联网汇聚形成集体智慧聚变的节点，对个性化教育服务和获取更多的终身学习资源、机会有更多需求。

  “碳普惠”依托移动电子设备、网络技术，改变了学习的时间与空间，使得生态文明教育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有效分享，实现正规学习与非正规学习融合、学校学习与社会学习融合，真正形成以学习的人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从而明显提高学习的动力、效率和质量。

  生态文明教育是实践性较强的教育类型。此前的一些环境宣教活动，更多停留在“给”和“喂”，被教育者往往陷入“知易行难”或环保“三分钟热度”等困境。如果生态文明知识的习得不可以真正转化为内在意识和自觉行动，那就很难说生态文明教育是成功的。

  “碳普惠”将知识蕴含于低碳生活的“小事”中。无论是节约用水、用电还是少用塑料袋、多植树播绿，无论是垃圾分类还是废旧物品再利用，无论是不随手乱扔垃圾还是低碳出行……每个举手之劳都可以直接换算成碳排放，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绿色发展理念，进而持续不断的增加生态文明教育的趣味性、体验性，在实际场景中培养和磨炼学习者的能力、素养和态度。

  在“互联网+”时代，不仅政府和学校、校外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可提供教育教学服务，广泛的社会力量也得以动员组织起来。互联网有望促进公众环境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让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更加多元、更自主和更加开放。

  新形势下，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无处不在、参与无处不在、监督无处不在。“碳普惠”则进一步让公众在参与中得到实惠，并对公众参与建立更有效的激励反馈机制。

  比如，在一些省市，市民绿色出行后可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碳交易“变现”，获取相应奖品。这种通过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命令，来激发全社会参与碳减排、宣扬绿色低碳文化风尚的做法，可以说让绿色出行的好处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在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中，“碳普惠”能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致力于塑造新型低碳发展共享业态的一种制度设计，“碳普惠”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众低碳消费意识觉醒，又可以将商家与主要消费群体衔接起来，从消费端促进生产端绿色转型升级。

  以“蚂蚁森林”为例，它将支付、征信、担保等金融属性与低碳场景相结合，使得“蚂蚁森林”低碳场景更具有生命力，以“支付获取绿色能量”作为支点，有力撬动了绿色消费。

  在“6·18”“双11”等线上促销活动中，消费者购买有“绿色”标识的绿色低碳产品可获取“绿色能量”，为商家和消费的人嫁接起绿色消费的“桥梁”，也成为向消费者宣传、推广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的重要方式。

  在上海，有关方面正在尝试开发基于“碳普惠”减排量的各类质押等金融服务，盘活企业及个人等各类主体拥有的碳资产。期待这一兼具消费驱动、产业链相关方参与的生态文明教育供给新模式，能更好发挥公共选择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

  总之，借助数字化、绿色化叠加共融的“碳普惠”，我们有望迎来一个普惠大众的生态文明时代。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